朱穆与席勒的对话
我，朱穆，一介书生，以公正耿直著称于世。自幼便有沉思好学之志，专心致志，不问世事。五十岁时，我还在武当山隐居，与赵康奉书同游学习，被誉为“兼资文武，海内奇士”。我的韬略与才华，在朝廷中也被人所知。我曾任郎中、尚书侍郎，深受梁冀大将军的信任。
桓帝即位后，我升任侍御史，再次迁至议郎，并参与国史馆东观的修撰工作。在那期间，我与边韶、崔寔、曹寿等共同完成了《汉纪》的编纂，以及增补了《外戚传》及《儒林传》。桓帝崇尚敦厚之德，因此我撰写了《崇厚论》，呼吁重视德行教化；又创作了《绝交论》，倡导以公为本的交往方式。
然而，当我被派往灾区冀州担任刺史时，因其威望而遭到豪强污吏的逃避。在我的严格管理下，他们纷纷解印逃走。我虽得以治理百姓，却触怒了宦官权贵，最终被捕还京师罚作刑徒。但是，由于刘陶等太学生数千人的上书申诉，为我鸣不平，我得以释放归乡。
尽管如此，在家居数年后再次出仕为尚书，但我的刚直不阿和对宦官排挤的抗争依旧未能得到回应，最终因愤懑抑郁发疽而逝世。我去世后，被赠予益州太守之职，并谥号“文忠先生”。虽然诗歌仅存一首——与刘伯宗绝交诗——但我的文学才能仍然受到蔡邕等人的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