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6月23日和29日，在中南海听取工作汇报和召集有关人员座谈，在谈到军队工作中教条主义时说:“现在有四种说法:一种是说没有，一种是说有，一种是说很多，一种是说相当多。说没有教条主义是不存在的。究竟有多少，这次军委会议要事实求是地加以分析研究，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还讲了一些评论刘伯承的有分量的话。 病中的刘伯承尚未完全了解北京发生的这些事情，但是，他胸怀坦荡，顾全大局，处处以党的利益为重，以国防事业为重，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受委屈而毫无怨言。 在所谓教条主义倾向的批判中，刘伯承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仍能严格自责，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家的高风亮节。 后来，汪荣华回忆刘伯承这段境遇时说: 到1957年春天，我见他实在太累了，好说歹说，才劝他到上海去检查身体，顺便休息一下。可是万万没有想到，我们刚刚离开南京，便突然开始了对所谓军事教条主义的批判，而矛头所指正是刘伯承。这之后不久，他又被叫到北京来。离开南京的头一天夜里，他想得很多，一夜没有成眠，左眼球红红的。到火车上，他又是一夜没有合眼，左眼球更红了。就是在眼压高达73的情况下，他忍着剧烈的头痛，由别人搀扶着上台做了检查。在讨袁护国的战争中，伯承失去了右眼，凭着一只左眼，参与组织南昌起义，参加指挥中央根据地反“围剿”的战斗，走过茫茫雪山草地，率部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歼灭大量敌人。没想到在这次反“军事教条主义”的运动中，他的左眼又受到极大损伤——得了青光眼，逐渐减退视力。多么不幸啊！ 此后，有人还想给他加上“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总代表”的帽子，不过没有做到。那些日子，我看得出来，他的心里是不平静的，常常一个人沉思默想。是啊，这样的冤屈，对一般人来说，是难以承受的。可是他承受住了，坚强地承受住了。从来不发一句牢骚，不说一句怨言。越是这样，我越着急。当我想劝慰他时，他反而对我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嘛，我刘伯承是个什么样的人，历史会作出公正的评价！” 晚年的刘伯承生活笼罩着如此巨大的阴影，其心理和精神压力是可以想见的。 但是，他并没有消沉，他深信党的事业、军队的事业，如同在长江上航行的船只一样，不可能完全平直顺畅。 《忆刘帅》一文的作者李普曾这样描述:“天有不测风云。1958年，刘伯承在一场所谓对军事教条主义的斗争中，离开了他苦心经营的军事学院。这场斗争的矛头是指向他的。这年5月下旬到7月下旬，召开扩大会议。他本已请了病假，仍被召到北京会场接受批判、做检讨。亲临大会讲话，对刘伯承从苏联回国以来的一生算了一笔总账。我不是目击者，又找不到公开发表的文字以资引述，所以只得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