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王安石中的文以载道正如他所挥洒的墨水一般深邃而透彻
他的文学主张核心是“文贵致用”。散文创作以论说文的成就最为突出。《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条分缕析，提挈起伏。《答司马谏议书》理足气盛，精炼有力。记叙文夹叙夹议，寓意深远。
诗歌创作有1500多首，极富特色。不少诗歌表现了要求改革时弊和关心人民疾苦的精神。如《河北民》、《兼并》、《感事》、《省兵》等。咏史怀古的诗篇，抒发了对国事的感慨，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
在其生平中，他曾三次任相，其中一次更是推行新法。他提出法度必须改革，以求其能“合于当世之变”，要求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并抑制大官僚、大地主的兼并和特权。他认为变法的先决条件是培养人才，因此他改革科举制度，将进士科不考诗赋考时务策，以整顿太学、唯才是举来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
王安石年表显示了他的一生追求政治革新的热情。在庆历二年，他登杨寘榜进士第四名，而后几次担任地方官吏，如淮南节度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等。在嘉祐三年，他被召为翰林学士，并在熙宁元年至熙宁九年期间两度任参知政事，大力推行新法，如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等。此外，他还提倡方田均税法和手实法。
然而，在熙宁八年的末期到哲宗元祐初期，由于内外交困以及对新政策效果不满，加上个人健康问题，最终导致新政受到反弹甚至废除。这段经历显著影响了他的晚年生活，但他仍然留下了一批丰富且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作品，为后人提供了宝贵历史见证和文学典范。
尽管遭受失败，但王安石对于宋朝政治革新的尝试仍值得我们学习。他勇于挑战既有的体制，不畏惧前人的传统，也不怕后来的诽谤，这种敢于担当与创新精神，是我们今天仍需要学习与继承的人格魅力。而他的文学成就，更是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一页，对后代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