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棫（1830——1878），字中白，一字利叔，清代词人，学者，号东庄，又号蒿庵。丹徒人，生于道光十年（1830）。光绪四年（一八七八）卒。享年四十九岁。著有《蒿庵遗稿》，词甲、乙稿及补遗附焉。

庄棫论词比谭献更重视“比兴”。他为谭献的《复堂词》作序，其中就特别说到：“家国身世之感，未能或释，盖风人之旨也。”——清·庄棫《复堂词序》关心国家，关心自己身世的这种感受，无法解脱。这时风人，即指从《国风》里的“风人”，这个宗旨。但是，他说呢，“世之狂呼叫嚣者，不知仲修之诗，而乌能知仲修之词哉？礼义不愆，则何恤乎人言。”

且不能知谭献之诗，或谓仲修即谭献。他又说，“夫义可相附，而义即不深；喻可专指，而喻即不广。”——清·庄棫《复堂词序》喻，比喻，“喻”可以专指而不必过广。他说虽然一直从宋以来，有很多人，但是能够合乎这个比兴之旨的“合者鲜矣。”

为什么呢？有的是“又或用意太深，其辞为义掩。虽多比兴之旨，无发缥缈之音。”——清·庄棫《复堂词序》或者是，有些人的用意太深，其辞表面上被那个义掩住了。虽然里头有比兴的这个宗旨，但是没有那种缥缈的、寄托的表现方法表达出来。

所以他就说，“自古至今 词章皆关比兴。此义不明，则体制遂舛。而狂呼叫嚣，以为慷慨矫其弊者流为平庸。风诗之义亦云渺矣。”——清·庄棫《复堂词序_

因为他一方面要强调，这要托志帷房、眷怀君国。一方面，又要强调有比兴，没有哪一方面都不行。如果你只是有眷怀君国这个意思，但却是狂呼叫嚣变得慷慨，那是不对。如果你纠正了这个，就变成了平庸，所以他说真正能够像那个国风義詩那种涵義太少。

可以看出和谭献相比，庄棫论语与谭生的不同点在于，他针对着所谓“世间狂呼叫嚣的人们”，抒发情感。而不是只注意好像抒发激烈感情而已，而且更加强调寄托感情，可以看出他更加向诗教靠拢。而且他的这里谈到的，比興，不仅仅是一般的一种艺术手法，我们可以借助着这类艺术手法来寄托自己的感情，他成为整个论语中的一个内在要求。你只要写詞，你就一定要有這個比较興趣的手法。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可以看到，在当时的情况下，与其他一些文人的作品相比较来说，也许会显得有些不足。但是在现代读者的眼中，这样的作品仍然具有很高的地位，因为它展现了作者对于文学艺术追求卓越境界的一种努力和探索。

当然，在他的生活经历中，并没有大的变化，他常常自嘲：“予无升降得丧戚”，因为他没有做官，所以升、降、得失，都没有悲哀。但实际上他的身世之间仍然在他的詞當中表现出来，比如他的[唐多令]一首，它借寫了一盏灯來寫出了自己的心境，這確實自出机轴：

灯焰似凝脂，

红心草恐非。

幂烟煤一样迷离。

照得空庭都四彻，

原不藉，

蜡成堆。

这盏灯火，小小一盏灯火，看起来简直不像一根灯芯照出来的，它是一堆烟煤那样迷离地照得空庭都四面都照到了，都堆砌着蜡成堆。但是，只要有一丝影子，就把这盏灯给挡住了，看不到。这明明留着让大家来看。这盏灯也曾经照过镜里边美女，这写出了这一切照彻空庭、光留众窥的小小傲气，以及后来的影隔难知曾照蛾眉的情绪反转和一种怅惘；最后，却归结于窗外北風結冰時分微弱凄凉形象，是他自己的处境和内心世界最真实化的一个形象。

确实，这样通过隐晦的情景构建，使我们领略到作者对于生命意义以及对美好事物无限憧憬的心情，同时也展示了那份独特的情感与思想交流方式，使我们感到非常动容并引起共鸣。在这样的文学创作背景下，可以见证如何以极其精致细腻的手法，将丰富的情感与哲思巧妙融合，从而赋予文字以新的生命力，让每个字句都充满活力和意义，为读者带去无尽的心灵触动与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