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穆人物中的泰戈尔最浪漫的情诗
我，朱穆，以沉思好学、用心专一著称于世。自幼便深爱经传，精力专注，不惜丢失衣冠或跌落坑中也不知觉。五十岁时，我还向同郡隐居武当山教授经传的赵康奉书称，为时人所敬服。我为人耿直有韬略，从20岁举孝廉开始，一路升迁至郎中、尚书侍郎，被誉为“兼资文武，海内奇士”。顺帝末年，我在大将军梁冀麾下典兵事，而桓帝即位后，我任侍御史，再次迁职议郎，与边韶、崔寔、曹寿等共同修撰《汉纪》，并作《孝穆、崇二皇及顺烈皇后传》和增补了《外戚传》、《儒林传》。
桓帝崇尚敦厚之德，我遂作《崇厚论》，呼吁重视德教；又著《绝交论》，倡导交往以公。永兴元年，当冀州发生严重水灾饥荒与社会秩序混乱之际，我奉命出任冀州刺史，因威名震慑污吏而逃离，他们中仅解印外逃的县官达四十余人。在任期间，我严惩为非作歹的豪强，但最终因触怒朝廷宦官权贵被捕还京师，并罚作刑徒。但是，由于太学生刘陶等数千人的上书申诉，为我鸣不平，方获释归居乡里。
居家数载后，再度复出担任尚书，却仍旧刚直不阿，对宦官问题屡次上书面谏未果，最终遭受排挤诋毁，愤懑抑郁致死于延熹六年。我虽去世，但诏赠益州太守，谥“文忠先生”，诗才亦仅存《与刘伯宗绝交诗》一首。而蔡邕对我的文学造诣赞誉有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