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同志纪念馆的文物库房里，珍藏着生前用过的一只小烟嘴。它是1983年王光美捐赠的，为国家二级文物。这个颇为精致的烟嘴，上端为黑色有机玻璃，下端为白色金属，金属部分能伸缩，便于去除烟头。烟嘴上有五条呈条状的花纹，并刻有外文。 据王光美回忆：该烟嘴是20世纪60年代用过的。系德国进口，原为所有。20世纪60年代初，将这个烟嘴送给了。对此十分钟爱，长期将它带在身边使用，还经常让王光美帮助擦洗。 在生活中没有什么特别的嗜好，就是爱抽烟。这习惯可能是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养成的。他在思考问题的时候，总是习惯地一边慢慢地踱着步子，一边一支接一支地吸烟。在艰苦、危险的战争年代，他一天常常要工作10多个小时，遇到紧要关头，他更是夜以继日、通宵达旦地工作和思考。而在工作时，他又必须靠着吸烟来提神。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了党和国家重要的领导职务，香烟仍伴随他日理万机。不管是批阅文件还是思考问题，他总是少不了烟。在不少反映工作和生活的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或拿着香烟，或正在吸着烟的静止瞬间。 爱抽烟，在经济条件较好的建设时期还好办，在条件艰苦的战争年代就常免不了“资源”枯竭。在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时，工作人员不论职位，月薪都是15元。常常等不到发薪，烟盒就空了。为了备烟荒，将平时吸剩的烟头留下来，没烟抽时，就用纸卷着这些剩下来的碎烟头抽。 有一次，保卫人员张明生又看到了这种“苦情”，就提前给他领了月薪，买来烟送给他。看着日历便问：“买烟哪来的钱？”张明生只好吐露了实情。没等张明生说完就正色道：“薪金发放的时间是主任团决定的，我们大家都要遵守，要不当家的（指管财经的）怎么办？”张明生被的话深深感动了。 从此以后，他就用自己的钱多买点儿烟，见没烟抽了，就偷偷地往他的烟盒里面塞上几支，帮他熬过烟荒。 到了西柏坡，每月的津贴费除1元交党费外，所剩2元全部用来买烟。即便是这样，他也常常烟荒不断。那时，烟的供应是有限的，又不许工作人员替他多领。有一次，警卫员见深夜工作又断了烟，第二天便到外边买回一包瓜子，晚饭后放到的办公桌上，想让他夜间没烟抽时嗑几个瓜子，解解烟瘾。发现后，不但没有谢他，反而严肃地问：这包瓜子是哪里弄来的？不要乱花钱，能不花的就不要花，今后再不能这样了。 新中国成立后，经济条件好了一点，中央中抽烟的大多抽大中华，只有抽大前门，偶尔抽抽“恒大”。当时大中华0.5元1包，大前门0.15元1包。 一次为商谈工作，步行到西花厅找周恩来。周恩来把让进办公室，立即有卫士送上茶水、烟灰缸、火柴等。说：“我要尊重你不吸烟的习惯，临时戒烟。”周恩来却连忙从柜子里拿出一听罐装大中华，说：“难得你来一次，破例破例，为你准备着呢！” 呵呵笑着，仍从自己口袋里掏出一盒大前门，说：“你那高档品留着招待别人，我抽这个习惯了。家里老小十几口人吃饭，还亏了光美精打细算。烟瘾如官瘾，不能像我们那位同志（指高岗）一心向上。” 一天晚间，来到丰泽园菊香书屋大书房。请他抽云南玉溪烟厂特制的“云烟”，说：“是云南省委的‘贡品’，很不错。不过请放心，我已经要田家英从我的着作稿费里汇钱给他们，我不能带头刮风。” 恭敬地笑着，拿起一支“云烟”闻了闻，赞了声“好烟”，将手中的烟敬给，并替其打上火。接下来，他才从自己口袋里掏出一包大前门来，燃上一支吸着。颇有感触地说：“倒是难得你进城后一直坚持抽大前门。进城那年我也抽过几条，很一般，大众化，缺点劲道。” 1958年，在成都开会时，带的烟抽光了，秘书吴振英拿了盒云烟，让他抽着试试。抽过后觉得不错。吴振英说：“那就弄一些来。”马上说：“一定要付钱！人家不要钱，我可不要烟。”烟买来了，看了才放心地抽起来。www.gs5000.cn 工作时抽烟较多，也喜欢喝比较浓的茶。一般在家里召集会议，商谈工作，或在外开会，公家都预备水果、烟、茶，但他从来不用，总自己带茶叶、烟。会见外宾时，即便不能喝自己的茶叶了，可他仍抽自己的烟。在自己这唯一“嗜好”面前，仍那么公私分明，毫不迁就，在其他问题上就可想而知了。 深知烟瘾重，也深知抽烟的人一般对烟嘴比较爱好，何况还有种说法：抽烟戴烟嘴，能过滤一点尼古丁，减少香烟对身体的危害。于是将这烟嘴送给。查阅20世纪60年代有关的照片资料，大部分照片中抽烟时都使用此烟嘴。 小小烟嘴见深情。这是一个普通的烟嘴，又是一个特殊的见证。从它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两位党的卓越在几十年斗争中和合作共事中结下的深厚情谊和亲密关系。